老昆明最早的“交通运输工具”是人自身，可背、可扛、可挑，会用木杠和扁担，称号有“三吹火”“四平肩”“多脚虫”“散扁担”等。在“人力交通供给侧”难及和不便之处，老昆明人也可以自骑，外租或自备。马是最原始的非人力交通工具，直到现代，仍然是“交通供给”的重要选顶。
“三吹火”和“散扁担”
说起原始运输，总离不开“人背马驮”四字，以“人背”在前，可见其历史悠久。
昆明近郊农民下地做活，进城卖货，搬运粮食、草秆、烧柴、蔬菜、水果、食品等生活、生产物资，都离不开背箩。民国初年，昆明西山脚下的龙门村，还有人背人上山游览三清阁，登上1333磴石阶，直达龙门，每背一人可得30文至50文铜钱。
早期昆明城里的搬运工、装卸工靠的是手抬肩扛：或两人相对而抬，或一前一后而扛，如果货物太长太重，须得三人以上合作，两人在前，一人于后，俗称“三吹火”；两人在前，两人于后，称“四平肩”；八到十人以上合力扛抬则称“多脚虫”。即便后来有了汽车、火车，一装一卸，还得靠这“三吹火”“四平肩”和“多脚虫”。
城里距离稍远的搬运还要靠扁担挑，以此为生者备一条扁担、两根绳索，或者备一对拴有绳索的畚箕，就可以上街谋生了。那拴畚箕的绳索一般有8根，俗称“八股弦”，以此谋生的被称为“散扁担”。他们收入很低，还常常揽不到活计，平时只好到饭摊上买烧饼或以馆子的剩菜剩饭充饥，晚上大多无家可归，只能花一两角钱住到鸡毛店里。旧时昆明城内外的塘子巷、金碧路、拓东路、长春路、顺城街、小西门等处，都有不少“散扁担”在街旁道口招徕生意。用得着他们的时候，在街头喊一声“扁担”，他们就会聚拢过来，为雇主挑运行李物品等。由于报酬微薄，“散扁担”们不得不早出晚归，辛苦劳作。直到1956年，昆明的“散扁担”还有1200人之多（2002年版《昆明市志》）。
早年昆明城里的“散扁担”。
清末民初，昆明还有“夫行”专门经营城内搬运业务。旧时马帮运货到昆明，到城外西南就得下货，由滇池水路来的船只也要在篆塘下货。商货入城由这些夫行转运。他们招来搬运工人，互保入行，造册编号发牌，转运商货。他们通过官府垄断城内搬运，声称若有遗失，包查包赔——而搬运工的主力，就是“背脚”“三吹火”“四平肩”“多脚虫”和“散扁担”。
早年金马坊下找生意的“散扁担”。
“抬滑竿”“抬轿子”和“四川号子”
“滑竿”算是简易的轿子，砍来两根三米长的竹竿，中间绑上几根横担，做成躺椅形状，再铺上毯子棉被，前面装块踏脚板，就可以乘坐了。如果遇到太阳暴晒、老天下雨，还可以盖上一块篷布。旧时远郊乡绅进城、老弱病者求医，都常常乘坐滑竿。就是官吏、乡绅雅性所至，要登山游览，坐轿子上不去，也会坐滑竿，只是那滑竿又高档得多。
坊间传说，在民国初年的护国战争中，护国军进入四川痛击袁世凯军队，因为伤员太多，担架不够用。川南竹子多，护国军就地取材，砍来竹子扎成简易担架，后来经过民间改造，成为滑竿，盛行于西南地区。但据考证，滑竿的使用要更早，使用范围也更广。在昆明抬滑竿的四川人不少，传说可能与此有关。
四川人到昆明抬滑竿，带来了四川的行规，还带来了“四川号子”。抬滑竿不易，除了体力，还要有技巧，如脚动身不动，腰杆似箭直，换肩不停步等。最重要的是前后两人要通力配合，协调一致，“踩到点子上”。否则不但费力，还可能“翻竿”出事。于是“四川号子”在这里派上了用场，不但可以整合行走步调、保持滑竿闪动节律，也为辛苦的劳作带来几分快乐。而在拥挤的城市街巷中行走，“号子”还有吆喝开道的作用。
滑竿都是两人抬，前面的叫“前竿”，后面的叫“后竿”。抬“前竿”的要熟悉路况，耐力好，抬“后竿”的要身壮力大。“前竿”视野宽阔，“后竿”视线被乘客遮挡，看不全路。于是“前竿”要“报路”，向“后竿”通报路况，“后竿”要及时“应答”，以策安全。如“起竿”之时，“前竿”总要唱一声：“平阳大路！”“后竿”唱答：“甩开大步！”这一前一后，一“报”一“答”，一唱一和，或有固定之语，或者出口成章，无不应答如流，言简意赅，且押韵合仄，形象生动，显示出草根劳动者特有的幽默和风趣，成为别具一格的“滑竿号子”。昆明坡多，上坡时“前竿”会报一声：“抬头望！”“后竿”则应道：“把坡上！”如果坡度不大，前面就喊：“懒洋坡。”后面应：“慢慢梭。”下坡时前面唱一声：“有陡坡！”后面和一句：“慢慢梭！”下完了坡，前面又唱：“下到坡底！”后面应声：“快慢由你！”
抬滑竿有“号子”，抬轿子也有“号子”。1931年，美国作家斯诺来到云南，和探险家洛克结伴从昆明西行大理，路上洛克得了疟疾，不得不雇来轿子，那轿子“用竹子和藤条编成，固定在四根竹竿做的轿杠上，座位设在中央，上面盖着一块油布，轿夫一前一后，各抬两个轿杠。在中国没有公路的地方，轿子可算是旅客们最舒适的交通工具了”。斯诺也发现，“抬轿子成了四川人独占的行业。洛克雇了四个轿夫，分两组轮换着抬。他们裸露的肩膀上都长了一英寸厚的老茧。他们唯一的私人财产就是拴在布腰带上的烟枪。晚上，他们除了吃黏性很大的米饭外，很少吃别的东西，一吃完饭，他们就抽鸦片，晕乎乎地进入梦乡。然而他们体力惊人，抬轿子的姿态优美，可以颤悠颤悠地连抬几个钟头而不知疲倦。”
最让斯诺和洛克感兴趣的是这些四川“轿夫”的“号子”。“他们迎风吐唾沫，使洛克大为恼火，可是一听到他们即兴编的号子，洛克也禁不住笑了。”有时一个轿夫会哼：“哎，哎，哎，哎，哟，哟唷。”另外一个就接上来：“和—小—妹—子—哟。”
这几段“号子”被意译为英文，写入斯诺的《马帮旅行》一书，再被译成汉语返回中国时，韵味自是大减，但仍然可以感受到“川号子”的特殊风格。
“叫马”“四脚白”和骑马赶火车
早年昆明人出行，马是一个重要的代步工具。骑乘之马要用雄马，要身强力壮，体能耐久，可供长途骑行，昆明人称之为“叫马”。骑马可以外租也可以自备，以“枣骝海骝栗色马，银针插鼻四脚白，银鬃银尾水乌鸦”（2002年版《昆明市志》）为上乘好马。
当时供骑乘的马一般都有点儿“行头”：马头上要扎大红彩球，马脖子上要挂一串铜铃，还要备好骑鞍，再垫上毯子或棉被，以供探亲访友、办婚嫁喜事时骑用。官家之马，更有马夫兵弁随行，八面威风。1930年，斯诺在昆明时，几次“看见张凤春（省城卫戍司令）骑马飞奔而过，前面有十几名马弁气喘吁吁地边跑边喊：‘马来！走顺！大官来了！’”（《马帮旅行》）后来斯诺踏上迤西大道前往大理，和美国学者洛克的马帮同行，洛克坐轿，斯诺骑马，也可见当时各方人物出门情形。
清末官员骑马出巡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寇飞机滥炸昆明城，西南联大教授、著名作家沈从文避居呈贡桃园村多年，须乘火车到校授课。沈从文从居所到火车站还有一大段路，也得骑马。多年以后，他在《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》一文中回忆说：“由呈贡赶火车进城，向例得骑一匹老马，慢吞吞地走十里路。有时赶车不及，还得原骑退回。”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也骑马走过这里，他写道：“呈贡火车站附近，有一大片栗树林，方圆数里。树皆合抱，枝叶浓密，树上无虫蚁，树下无杂草，干净之极。我曾几次骑马过栗树林，如入画境。”（《昆明的果品》）
与此同时，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培源避居西山脚下龙门村（原山邑村）的“闼翠楼”，这里距西南联大约10千米，又不通公路。他买来一匹永胜马，取名“华龙”，作为自己的交通工具。每天清晨5时，这名教授就得起床喂马、刷马，先骑马送两个女儿到车家壁小学读书，无课便打马回府，继续研究他的“湍流”理论，有课则继续前行，到西南联大上课。到了学校，周培源下了马要先牵马“溜汗”，再把马拴好，这才进教室上课。当时周培源每周三天有课，总是飞骑赴教，从不迟到，成为联大的一道风景。如今龙门村的老人仍然记得这位“马上大将军”。据说有一次“华龙”受惊，周培源被摔下马背，倒挂在马镫上，“华龙”继续乱跑，幸得村民拦马解救，才捡得一命。两年多以后，简易公路通到龙门村，周培源这才改换坐骑，买来一辆自行车，骑车到校上课。
西南联大教授、语言学家王力也谈到了昆明人骑马，特别是昆明妇女骑马，他曾写下《骑马》一文，说：“昆明骡马之多，可以比得上北平。乡下女子也会横坐在载货的鞍子上，让马蹄嘚嘚的声音伴她们的歌声，这却是北平女子所不能及的。”